在接受采访时，张大宁特别强调，中医药学是一门完整、独立的医学科学体系，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近百年来，现代医学即西医飞速发展，对世界各国的传统医药学产生了极大冲击，而惟独中医药学不但没被冲垮，相反还在飞速地向前发展着。其主要原因是，中医药学是一个完整独立的医学科学体系，它的很多内容及对很多疾病的疗效是现代医学所不能替代和比拟的。

　　当记者问及中医药学在整个科学体系当中，到底定位在什么位置时，张大宁说，中医药学从学科的属性上讲，是属于自然科学中应用科学的范畴。但是由于它在形成和发展的漫长历史过程中所具有的特殊历史背景和条件，使其又具有浓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和内涵。换句话说，它有着自己一整套对于人体生理、病理，对疾病诊断、治疗，以至于临床分科的看法；它是一种不同于现代医学的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医学科学体系。现代医学是建立在自然科学基础之上的，所以自然科学的每一次发展都会推动现代医学的发展，使现代医学不仅在诊断、治疗方法上，而且在理论上都在不断地更新和发展。而中医药学是建立在长期的经验积累的基础之上，经验是它的基础，在经验的基础上它又吸收了古代的哲学思想，如阴阳五行学说、精气学说等，这些古代哲学思想对于中医药学的丰富经验进行了分析、归纳和升华，从而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医学科学理论体系，即中医药学。

　　张大宁认为，发展中医药学首先要完整地继承中医药学的基本理论和经验，比如望、闻、问、切，辨证施治。他指出，现在很多临床中医医生，尤其是年轻的医生，连最基础的望、闻、问、切都不大明白，只知道简单地对症治疗，处方甚至以西药治疗为主，点缀一些中药，完全脱离了中医，这实际上是放弃了中医。长此以往，中医就有被丢弃的危险。中医的望、闻、问、切和各种辨证施治的方法必须完整地继承。这是前提，也是基础。没有完整的继承，就谈不上科学的发展。他表示，发展中医药学，利用现代科学新的诊断方法和手段是完全可以的，甚至是必须的。因为这种方法本身并不是西医所固有，而是自然科学发展的成果。自然科学也是中医药学形成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黄帝内经》里有很多当时自然科学的成果。两千多年前的人都可以吸取自然科学的成果，怎么现在就不能用呢？现代化的诊疗手段，其实也是中医学诊断的一个延伸和发展。比如望诊，可以望舌、望面色，当然也可以望心电图、望CT片，其实这也属于望诊，是中医向现代化的诊疗手段方面延伸了一步。

　　张大宁说，中医药学的特色就是对于人体生命活动有独特的认识；优势是对人体有宏观的、整体的认识和治疗方法，以及对某些病种的特有疗效。譬如对有些急性炎症的治疗，西医使用抗菌药治疗，效果很好，但并不是说中医药学在这领域就没有特色和优势。对一些内毒素血症，现在中医药以“菌毒并治”的方法进行治疗，疗效远远超过单纯的采用抗菌药治疗。

　　张大宁说，“特色”和“优势”是不同的概念。发展中医药学，除了突出它的“特色”外，尤其要强化他的“优势”，优势才是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和基础。中医药学的优势应当主要反映在临床疗效上，因为临床疗效是任何一门医学的根本宗旨与归宿。中医药学要发展，其根本的问题在于提高中医药学的疗效。中医药的优势可能是在一个学科、一个疾病，也可能是在一个疾病治疗当中的一个阶段，或者一个阶段中的某一个侧面。优势并不是包罗万象的，如果拿中医和西医比较，并不能说中医和西医谁强谁弱，但如果在不同的学科、不同的疾病、不同的疾病的某个阶段或者不同的疾病的一个阶段的某个侧面，效果可能就不太一样。

　　张大宁认为，中医药学在其形成和发展的几千年中，都是以不断提高临床疗效为基础的，而这种基础是以实践经验为前提。因此，当前要加快发掘整理中医药专家的临床经验，尤其是老中医的临床经验，再加以系统研究，才能真正发挥中医药学的优势。

　　张大宁说，中医药学要发展，就要吸取现代科学的成就。在过去的两千多年中，中医药学就是在不断吸收过去的成就和外来的，或者是当时的各种科学成就而不断发展的。中医药学发展到今天，更要不断地继承过去，不断地发展。以治疗复杂肾病，如糖尿病肾病、高血压肾病等为例，在降糖、降压时可以使用西药，而在治疗肾病，包括蛋白尿、血尿、氮质血症等时可以使用中药，这样就有机地整合了中西医两个不同的优势，使临床疗效得到进一步的提高。

　　过去中医常讲“言必称仲景，用必讲伤寒”，好象中医大夫都是非常保守的。张大宁说，其实不然，比如 “金元四大家”，清代的“温病学说”等，都在继承中有创新。其中“温病学说”实际上是发展了张仲景的《伤寒论》。换句话说，到清代的时候，人们已经发现张仲景的《伤寒论》不能完美地解释疾病的全部过程，所以，在逐渐积累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温病学说》。 《温病学说》以叶天士、吴鞠通为代表人物，实际上是对张仲景理论的发展。这说明两千多年来中医药学是发展的，并不是保守的。

　　张大宁介绍说，中医药学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还在不断地探索药物的副作用。他说，只要是药物、能治病的药物，严格地讲都有一定毒副作用。“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的故事，就是说明药物的副作用。严格来讲，没有副作用的不应当成为药物。所以中医药学才有“十八反”、“十九畏”这种提法。哪个药有大毒，哪个药有微毒，哪个药有小毒，古书上记载非常详细。但是对药物副作用的认识也需要发展。比如说关于马兜铃酸肾病的问题，1993年，有部分人服用产自我国香港的减肥药 “苗条丸”后出现肾功能衰竭、尿毒症，国外就将这种疾病命名为“中草药肾病”，这是毫无道理的。后来研究发现，这些患者出现肾功能损害的原因是该药中含有马兜铃酸的植物对肾脏有副作用，引起慢性肾功能衰竭，导致尿毒症。马兜铃酸存在于很多马兜铃科的药物中，如关木通、青木香、马兜铃、广防已等。现在新的药典中，在马兜铃、关木通里都注明了它对肾脏有副作用，会导致肾病，这实际也是中医药学发展的一个表现。

　　药物经济学是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新兴学科，目前已在国际上得到高度关注和承认，在我国，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是推进药物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倡导单位。谈到这些，张大宁说，药物经济学是一门边缘学科，它研究的是临床疗效和医疗成本之间的关系，这门学科的发展，无论对西医还是中医都有重大意义。而提高“临床疗效”才是医学的根本宗旨与归宿，无论是现代医学、传统医学还是中医学、民族医学，乃至医学的其他各个分支学科，包括人的生理、病理，药理、药代动力学等学科，都是围绕着一个核心问题，即临床疗效。

　　根据几十年的从医经验和对医生职能与患者需求的深切了解，张大宁认为，患者的需求可以分5个层次，从主到次可以按以下顺序排列。

　　第一是疗效。患者在选择医院或医生的时候，是把疗效放在首位的，这时他们对经济的敏感性很小。当医生告诉患者某种治疗方案疗效好的时候，患者通常首先是追求疗效，大多还不会顾及费用高低，很少有先顾及其副作用如何的，甚至大部分患者还不会顾及治疗过程是否痛苦。因此，不管是对西医还是对中医来说，关键是要看疗效，医学是靠疗效来说话的；中医药已经存在几千年了，就是因为疗效突出才得以传承至今。

　　第二是副作用。如果疗效有了，患者就会开始考虑第二个问题，即副作用。对于疗效相同的治疗方案，患者会看哪个副作用小，才会选择哪个药物。因此，药品之间除了竞争疗效外，还要竞争副作用哪个更小。

　　第三是疗效的速度。当有了疗效，副作用又小时，患者就会对疗效的速度给予关注。所谓疗效速度就是用多长时间能治好病。治疗时间越短就会越受患者欢迎。

　　第四是使用的方便性。肌注比静脉给药方便，患者就会选择肌注；口服比肌注方便，患者就会选择口服。很多“缓释剂”的出现就是和方便给药有关。

　　第五是经济性。即使是比较贫穷的患者，实际上也是把是否经济放在最后一步来考虑的。在治疗过程中，也正是由于患者对经济的敏感性低，可能是造成少数医生过度医疗的一个原因。

　　张大宁认为，药物经济学的研究必须要按照以上5个程序和原则，从这5个方面来进行研究。总之，药物经济学能够对某种治疗方案是否经济合理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这是医学发展所需要的，当然也是中医学事业走向国际化所需要的。

　　采访结束时，张大宁说，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成立20年来，成立了多个专业委员会，团结社会各界的力量大力发展研究中医药学，今后也欢迎各个社会团体和组织参与中医药学的研究，为中医药学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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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大宁，著名中医学家，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天津市中医药研究院名誉院长、首席专家，天津市肾病研究所所长，中华中医药学会肾病学分会会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曾获全国名老中医传承特别贡献奖、全国名老中医专家继承工作指导老师称号。他在中医肾病学方面的卓越成就，获得了国内外医学界的一致好评。他主编了我国第一部120万字的《实用中医肾病学》及《中医肾病学大辞典》、《中医补肾活血法研究》、《中医基础学》等10余部著作，被誉为中医肾病学的奠基人。多年来，他先后到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及东南亚各国讲学访问，并被很多国际知名大学聘为客座教授。1998年，由中国科学院与有关方面提名，经国际天文联合会小行星命名委员会批准，国际天文联合会决定把中国科学院新发现的8311小行星命名为“张大宁星”。这是世界上第一颗以医学家命名的小行星。“张大宁星”的命名是我国乃至国际社会对张大宁教授卓越成就的肯定，也是我国中医药学、中国人的光荣。为此，世界吉尼斯总部将其列入世界吉尼斯大全。张大宁教授将“张大宁星”奖杯、奖品无偿捐赠给天津科技馆收藏，天津市为此制作了“张大宁星雕塑”陈列在天津科技馆内。中国集邮总公司于1999年8月8日，特地发行了印有张大宁左手食指纹的“张大宁星”首日封，这也是世界上首枚印有主题人物指纹的首日封。